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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郑玄早于范晔百年，郑说更可信。

161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卷20，第1714页。见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663-664页。

见阮元、王先谦编：《清经解清经解续编》第12册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4695页。六诗说在汉代可能曾附在另外一书中。49 《毛诗正义》卷首郑玄《诗谱》疏，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9-10页。但经典的诠释与理解实有历史性，沈氏认为误者在当时人未必认同。【61】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，反对古文经学，但这段论述在经学史层面言是客观的，陈述的是历史事实。

方或比方，乃将人或事物并列比较之意。【72】谕（喻）有告晓与知晓二义。范晔虽晚于郑玄近二百年，但《后汉书》依据的史料实渊源有自。

50 郑樵《六经奥论》卷3：惟宏《序》作于东汉，故汉世文字未有引《诗序》者，惟黄初四年有‘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。9 钱穆：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第42，104页。据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，孔安国释诗可以兴，而未有解兴于诗。朱彝尊：《经义考》卷101，第551页。

【143】郑玄此处所言兴，即其注六诗所定义之兴。《毛传》也是以兴说《诗》【107】。

161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卷20，第1714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熙把六义都放到作者言志的架构中论之，其中雅、颂涉及志的内容，而赋、比、兴关乎言志的方式，其名称与志相关。《左传》载季札观乐，乐工歌诗，只及风、雅、颂，在郑玄看来，其时虽然存在赋、比、兴的诗类，但已不歌之。153 郑玄注，贾公彦疏：《周礼注疏》卷23，第721页。

将乆雨，则豕进涉水波。范家相谓马融注《列女传》皆鲁诗说。如《论语·子罕》：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。孙诒让：《周礼正义》卷13，第508页。

《序》与《传》有绝非相合者（氏著《郑振铎文集》第5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5页）。见阮元、王先谦编：《清经解清经解续编》第12册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4695页。

但郑玄说已不歌，表示歌的行为不再发生，意味此前曾歌之。40 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，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35，第1207页。

与此相关，赋比兴在东汉始被提及，影响范围极小，在整个汉代未成为说《诗》的观念架构。孔安国习《鲁诗》，其所训解者为《古论语》【62】。因郑玄所论六诗比兴之别，就在美刺，若依孔氏所云，则郑氏所言比兴之别就不复存在。其《泰族篇》云：《关雎》兴于鸟而君子美之，为其雌雄之不乖（乘）居也。郑玄可能未见别行的卫宏《毛诗序》，唯见编入《毛传》的《诗序》，便依据子夏传《毛诗》的信念，认为子夏是《诗序》的作者。惠栋（1697—1758）则以东汉人曾引《诗序》驳之【52】，但惠氏所列引及《诗序》的服虔（？—？）、蔡邕（132—192）皆汉末人，与郑玄同时，故梁启超认为至少可以确信西汉学者未有引《诗序》者，并据此证《诗序》后出【53】。

郑玄在注中推测这些逸诗必存于周公时代，而亡失于孔子之前【34】。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《毛诗序》，善得风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

155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卷1，第15，14-15页。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5页。

在历史的诠释中，六诗之风雅与《大序》六义之风雅有别，不能等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：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好儒，与毛生等共采《周官》及诸子言乐事者，以作《乐记》。

此亦可见孔安国对于譬的理解与《墨子》关于譬的定义是一致的。六诗全部关涉政教，但郑氏释风雅颂主要涉及政教内容的层面，释赋比兴虽也从政教角度言之，关乎政治表达，但强调的是表达方式。徐先生所言三个根据并不坚实。比如东汉经学家何休（129—182）认为《周官》出战国，不认同周公著《周官》之说，按照他对《周官》时代的认定，假如认为《毛诗序》出子夏，那么六诗之出现就晚于六义，应当说六诗出六义，而不是相反。

【147】刘熙分经叙述，《诗》，之也云云，所论为《诗》，而非《周礼》。学无当于五官，五官弗得不治。

故孔颖达将郑玄及郑众对六诗的解释直接移以释六义，认为六义与六诗意义相同。以兴嘉乐宾客，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。

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【118】，已寓有以类譬喻之意，也当对王逸有所启发。郑玄说兴是以善物喻善事，是引譬连类。

（《楚辞补注》卷3，第112-113页）此亦《鲁诗》说，见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卷22，第879页。郑玄是现知汉代第一个明确断定《诗序》作者之人。只是经过郑众、贾逵到马融、郑玄的时代，才又建立影响，但当时对于《周礼》的作者及时代依然存在巨大的争议，林孝存著《十论》《七难》排斥之，何休（129—182）认为乃六国阴谋之书，故贾公彦称附离之者大半【21】，道出汉末《周礼》被接受的实际状态。在周公作《周礼》之说被认定之前，六诗说的时代未确定之时，汉代学者不可能断定六义出六诗。

【79】在孔注中，喻字前至坚者至白者二句乃取譬，喻字后乃取譬所说明的道理。刘歆认定《周礼》出周公，便直接成为王莽改制的经典基础。

真正影响汉代的是《论语》诗可以兴的观念，《毛传》之以兴说《诗》及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的以兴解《骚》都属于此一传统，这也是《毛传》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。按照郑氏的说法，《诗序》出子夏，原来各篇合编别行，至毛公（按指大毛公）为《诂训传》，乃分众篇之义，各置于篇端【33】，即大毛公将子夏《诗序》分拆，分别置于《诂训传》相关篇目之前。

按《淮南子》引《诗》乃为说明水火金木土榖，异物而皆任。最后孔颖达再按照自己的理解用归谬的方式论证，赋、比、兴是手法，应用于风、雅、颂诸体中，如果将赋、比、兴抽离出来独立成体，则诗篇就会支离破碎，风、雅、颂便不能成篇。